我的戈多

此文献给我读了四年的浙大

四年前我搬着大箱子，父母相伴初踏上杭州的土地。我了解这座拥有西湖的城市，知道98年四校合并后浙大从无名之辈崛起至全国前五，但若问那个四年前立在紫金港校区月牙楼前的我，我真的不会知道这四年意味着什么。然而四年过后，我却可以满怀敬畏地说：浙水之畔的这所大学，重塑了一个我。

杭城，既没有上海的纸醉金迷和物质至上，也没有南京落魄贵都的烟花不绝。她本是水乡的气质，却又因一湖之宽稍稍撑起了气度。苏东坡和白居易都在这座城市留下自己的印记。那座湖，也是由了东坡先生的一句“淡妆浓抹总相宜”，比上倾了千年的西施。

杭城之美，于我一度却像牢笼。彼时的我，更多是家国天下之怀，以小求大之愿。杭州的偏居一隅，千年来的物质富足早已使得杭州自足于小家。这种小家子气，对比那时胸怀骋宇之气的我来说，简直是手脚受缚，动弹不得的难受。然而既来之，唯有安之。只是没想到，这一安之，便是四年。在安居定隅与浮骋浩冲之气的融合中，至关重要的是我对于学术的选择。

去年年关时分，导师之前赴美深造的学生中，回来了几位，导师便带上我们，意欲让我们交流学习，到玉泉后门植物园的竹林里面的小道逛了一个下午。那时气寒，我们几个裹得厚厚的年轻人，走在尚绿的竹林里，请教数学问题，入神地讨论和领悟。在竹林的沙沙声和小溪潺潺的林道上精神碰撞，无疑是一种幸福。四年下来，这一种方式已进行过许多次，可所谓已习于此道。直到今天我赶在毕业前补读的一部浙大建国前的校史，看到这么一段描述，方觉此与我之良多意味：

“过了没几天，会聚众多名流的第三中山大学（按：即后来国立浙江大学）筹备会议，也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在杭州举行。这次被后人称为‘西子湖上之大学会议’的机会，与会者的确显赫：蔡元培，李石曾，胡适，蒋梦麟，邵裴子，马寅初等等。这些人在楼外楼碰头，先吃了顿午饭，然后泛舟湖上，开始讨论第三中山大学的章程。”

杭州的风水竟早已不拘于门户，从旧时文人集萃，到近代学士辈出，人杰地灵，岂是拘于小家子气之人可达？立足当刻，回想四年前自己对杭城的理解，才知道自己那时的幼稚。越是好山好水，越是可使人脱于俗世，免于所谓物质困扰，更不必为过多身外之物忧神忧虑。纵情山水，非放纵于外，实则放纵于内也。一外一内，相差的便是心灵对幸福的回归。这样的传统，从下面对浙大西迁途中的一段插曲也可看出。

“王淦昌的那次演讲在广西宜山。宜山多溶洞，遇到日机空袭警报时，正在上课的浙大师生就会抱起课本讲义往那些洞里跑，待警报解除后再回教室继续开课。一次王发现有个靠近洞口的学生还在借着外面透进来的光线看书，过去翻了翻书，见是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的《原子》，顿时来了兴趣，就主动与那名学生交谈，谈着谈着便忘了身在溶洞，好似在课堂上一般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核物理学的奇妙。很快就将学生聚到了自己身边。这群学生中便有程开甲。”

浙大的传统为“求是”二字。这二字可追溯到“求是书院”时期。那时杭州知府林启在普慈寺开办书院，讲授新学。此二字后被竺可桢在西迁期间立为校训。也实则代表了那一代浙大学人的实在态度。其实求是态度，并不应浙大独有，而是所有学术界之人皆应坚持不息之精神。而这种“求是”的气息，却又与杭城的气质那么符合。山水之中，立足内心，求真启是。那句“杭州真是个做学术的好地方”可是一丝一毫也没有错。在此山此水中深思，内化，得道。至此论知识，论观点，亦可于环境无关，亦可与设备无关。无论是在植物园的竹道中，还是西湖舟中，抑或宜山的溶洞，还是湄潭的草屋，重要的是求知的诚恳，知识的敬畏，和论道的热忱。

至此大四，行将毕业，我不敢论已然深思，亦不敢论已然内化，更不敢论已然得道。但我心已明此道何往。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过去着眼于家国天下的那个自己，可论鸿鹄之志，但不可谓立足当下。杭州的山水，就像道家所求的修身之处，回到自然寻求内心。

回到浙大这所学校本身，它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求是书院创办初期便遇到层层阻力，在清末民初，书院由于其在地域的巨大影响力，随着国家政令一调再调，可见的便是校名的不断更改。1901年秋，求是书院创办者林启去世，求是书院更名求是大学堂，次年再更名浙江大学堂，三年更至浙江高等学堂，浙江高等学堂时期有二人对浙大在民国时期影响巨大，一为1913年新任校长邵裴子，一为当时学生陈布雷。然而至1914年，竟由于中央学制改革制度拖延，浙江高等学堂无法招生，竟遭不续。其后直到1927年在原址设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蒋梦麟任首任校长。次年更名国立浙江大学，方才定调至今。

当今浙大人口中的“竺老校长”是于1936年接任的。接任之时浙大一片混乱，方才发生“驱郭运动”，前任校长郭任远是被学生驱逐下台的。竺可桢此时接任校长，是蒋介石亲自任命，但最初竺只愿任职半年，整顿过渡后方辞职交任。可是没想到他一干就是13年，带领了浙大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文军长征。

一九三七年八月，日寇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打响。时任校长竺可桢明白时势危急，迁校在所难免，毅然率浙大全体师生于同月踏上西迁道路。一迁浙西，二迁赣中，三迁桂北，四迁黔北，并于一九四零年二月定居贵州遵义、湄潭，史称“文军长征”。浙大没有讲堂校舍，只能寄居庙宇，祠堂，仓库，民居，一守就是七年。也正是这次“文军长征”的劫数，反而没有使浙大没落，在那个战乱年代却得以网罗一代名师髦士，乃至后来成就“东方剑桥”的美名。

建国后浙大却经历了重重劫数。1952年院系大调整是为致命一击。理学院数理化生并入复旦大学，文学院并入华东师大，法学院停办，医学院并入浙江医学院，农学院独立为浙江农学院。浙大只保留工学院。几乎一夜之间功力全废。直到1998年，在时任校长潘云鹤麾下，杭州大学（原浙大文理学院），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大学四校合并，方才粗略回复往日荣光。时人皆以为浙大是为合并后方才崛起，方不知1952年的浙大，文理工农法医师范，七院并举，无一不坚。

可是行之今日，不可避免浙大官僚之气风行。并且由于浙江自古出商人，浙商之风横扫校园。初入学者接受的“杰出校友”皆是应了纸腐之风的人。此言已过。本经济学系，金融学系同学，与钱打交道无可厚非。可此种风气蔓延至文理学院照理应是承上学术之风的同学，就是过了。

我理想中的大学，应是学者有其所，农者有其田，医者有其术，文者有其章的地方，并不为社会风气左右。并不一定教授治校，但不可以外行者管理内行者。然是现在，浙大患上了中国所有大学的通病，已然不单是外行管内行，甚至内行一旦踏上行政位置，便开始忘却学者之则，开始为自己谋福利。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时任竺院副院长陈劲，还显出了一丝理想主义和该有的抱负。只可惜其理想过于超前，反而使得他因不现实而无作为，成为了学生调侃的对象。

文章至今，写了我的浙大，也写了所有人的浙大。该自负的也自负了，该感慨的也感慨了，该骂的也骂了。剩却的一些具体到我身边的人和事，只能后文慢慢道来。

趁着煮面的时间写两个字。这两个字与将要写的那篇长文无关。

最近搞申请，忙得昏天暗地。每天都在挤时间看书，这段时间倒也看了几本杂书，也看了一点数学。

最近在街上走着，听着人们说这个说那个。听见一个中年妇女在数学中心中庭用两层楼都能听见的音量对着二楼的某人大喊：我女儿长大一定要有房子才结婚！然后又在74路车上听见两个显然是浙大的人在谈论出国：Upenn那个项目啊。

你女儿值这个价吗？你去得了Upenn吗？

我们总是喜欢拿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炫耀，仿佛嘴上一说，一切都成了真的。自己也随之高层次起来。

前两天有人在人人网，对着华附校友网络的创办者说：一个高层次的校友网络应当怎么怎么样。

那个创办者很淡定，我们只是一群猥琐男，谈不上高层次，你若是有高层次的事情要忙，不要来搅和我们的事。

我跟那个创办者就说了一句话：我要是你，我回复她我就自割小鸡鸡。

这几天在想，我快要开始着手写一篇长文了。这篇文章会在半年之内动笔，半年之内完成。我写文章一向不喜修改，总觉有过多斧痕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大概这和我的写作目的有关。若是将文字视作艺术品，则成品自然需精致。但若如我，将文字仅仅看作文字本身，我却宁愿它保留原来的样子。有时参差不齐，有时用力不均，总是有股自然的气息，虽不完美，可毕竟为我所出。就像自己的孩子，即使长搓了也不会去怪谁，只会一样的爱她。

这样一篇文章究竟立足何处，我也没想明白。很有可能一边动手，自己才会逐渐清晰。可以肯定的是，它会有关这些年的事情，一些我总是想写，却没有时间写下来的东西。毕竟节点将至，习惯回头看看，一些命运不命运的，也便浮现出来。总比身在其中时清晰一些。

这篇文章写谁，也没有定数。我想写大学的同学们，想写那些幽默至极以致现在想起来还忍俊不禁的事情，也想写那些痛彻心扉但却已云淡风轻的事。我也想写这几年看到的高中同学们，分开的头四年，还是大家尚未离开象牙塔，身上未染酸腐之气的年纪，却已然能一窥命运的风云际变。我也想写写那些老师们，一些曾在我的命运里推过我一把，让我迈上这条尚未知通往何方的道路的人。还有我的家人，他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这些年所有的决定和情绪，都依赖着对他们的不可割舍。

长度还是未知数，但能确定的是，我只会写一些淡事。近来详阅了Z童鞋借我的《祸枣集》。一本只写淡事的集子，却看得我短时间内看不进其他书，总嫌口味过重。就如吃惯了清淡，浑身舒爽，来一川记麻辣，一定满口涩涩。本就是说不清的事情，争辩太多，不如酌一杯清茶定定心情。这比那些口号和大话要清爽得多。

等开始动笔了，会逐渐放到博客上面来。不放校内，校内太杂，我本俗人，总怕被口水淹死。放到这里，可以邀亲朋好友一阅，看看这几年在我眼中的世界，在我眼中的你们。

其余闲杂人等，不喜勿入。